（序）
南昌大学博物馆馆长：余春明

　　自东汉发明以来，中国瓷器历经了汉唐以来“南青北白”，宋代的五大名窑（哥窑、官窑、汝窑、定窑、钧窑）和磁州窑刻画花卉纹饰及人物，元代青花和釉上彩的红绿彩绘制的各类纹样，直至明代的青花五彩和斗彩等釉上、釉下结合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代表了不同朝代的审美趣味，展现了一个工艺不断进步、纹饰表现越来越丰富的过程。到了明末清初，中国瓷器的技艺达到了非常成熟的高度。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外销瓷陶瓷技术和艺术结合的完美时期。在那之前，瓷器外销欧洲已经历了近一百年的历史。
　　公元1498年，葡萄牙探险家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 1469-1524)到了印度，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到达印度的欧洲人。1514年，葡萄牙到达了广州。1557年明朝嘉靖皇帝同意葡萄牙人在澳门定居，正式开始了欧洲和中国的贸易。
　　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是唯一的官方批准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欧洲公司。英国、荷兰、丹麦、法国、瑞典分别在1600、1602、1616、1664、1731年成立了东印度公司。我们所说的明清外销瓷，百分之八九十都是通过东印度公司进行的贸易瓷。到1833年，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全部解体，所以严格地讲，明清外销瓷的时间，应该是1514年到1833年这三百年间的贸易瓷，其中比较多地集中在清代顺治到乾隆（1644—1796年）这一百五十年之间。
　　外销瓷又分私人贸易瓷和公司贸易瓷两种。
　　私人贸易瓷以家族纹章瓷为主。家族纹章瓷由各国不同的家庭订购，东印度公司代为订制和运输。这一部分瓷器的品质都很高。订购人的身份、地位越高，瓷器的品质越高；更有不少皇帝订购的瓷器由皇室指派专人前往中国订制，如法国路易十五家族纹章瓷，就是由宰相派专人到中国监制的。
　　现存的一些英国私人订单，非常清楚地反映出整个订制的过程，如英国贵族托维尔家族（Tower）订制的纹章瓷，不仅有文字订单，还有放在镜框中的彩色纹章的图像订单（这是首次采用彩色画稿的订单，欧洲和家族的纹章大多是银制的图）。当订单到了中国后，由一位名叫“刀仔”的广州商人译成中文，并嘱咐说“活照配”。这个订单连同画稿一起到了江西景德镇，由景德镇艺人按订单图案的要求绘制瓷器（图）。在文字订单中交代要做的器型和数量（有些器型会做成木制模型），图案订单主要是画面的内容。
　　瓷器做好后，要运到欧洲。在18世纪中期以前，一般由广东、福建出海。在景德镇装船以后，进入鄱阳湖进赣江到达赣州，走梅岭古道到梅州、韶关一带陆海。到了18世纪中晚期，釉上彩多由景德镇运出白胎素瓷到广州彩绘，俗称“广彩”。釉下的青花在18世纪晚期多为成套餐具。这段时间的青花瓷私人订单已经非常稀少，青花瓷在景德镇装船后经鄱阳湖到湖口，接受清政府口岸检查，再进入长江交与外国的商船或买办的船只，由长江到南京，在南京入库，再发到广州、上海一带，最后运至欧洲。这些青花日用瓷由于是从南京发货，被习惯称为“南京瓷”。
　　到了广州以后，装瓷器的商船多停留在“琵琶岛”，也叫“长洲岛”。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大约在六月底七月初来广州，十一二月返回欧洲。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大约在一月来广州，月返回。
　　东印度公司的船长们大多是有相当地位的贵族，而且还必须是具有语言能力的商人，他们可以携带公司百分之十的私人贸易商品。普通英国人一年的生活费只要五英镑，船长光捎带乘客往返这一项就能赚一万亿，更不要说百分之十私人贸易的利润了。
　　为了获取税收，英国东印度公司采取上岸拍卖的方式来销售瓷器。英国东印度公司是众多东印度公司中管理最为严格的。
　　公司贸易除了一般订购中国内地样式的成饰瓷之外，大多会根据欧洲室内装饰的需要改变原来中国的器型。许多的成饰瓷被加以金属装饰，以更加适合欧洲贵族豪宅中的氛围。较为典型的改造中国成饰瓷的例子，是将三个将军罐和两个直筒敞口花觚组合在一起，并将其造型稍作改变，或在将军罐的盖子上加上动物雕塑的盖钮。这五件一组的花瓶组合在英语、法语、德语中都称为“garniture”，也就是“室内陈设”的意思，可见这种组合花瓶对欧洲家庭陈设的重要。这种组合瓶多放在欧洲家庭的壁炉上。
　　欧洲东印度公司为了在其国内销售中国瓷器，他们将许多的西方油画和版画送到中国来，要求景德镇的陶瓷艺术家按照画中的样式临摹到瓷器上，或由各国的东印度公司专门设计订制的瓷器纹样。比如由荷兰东印度公司请著名的设计师克里尼恩•波拉克（cornelis Pronk 1691—1759年）设计的几个著名图案中的一个，总共做了1279件，其中九寸的盘子共有432件。
　　早期销往西方的样式大多是青花瓷，其中有一种特别的样式被称为“克拉克瓷”。 这一名称来自公元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获一艘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而得名。船上大量来自中国的青花瓷，是周围多个开光图案围绕着中心一个主图案的样式，这种样式的瓷器被后人称为“克拉克瓷”。
　　还有一种样式叫做“伊万里瓷”。这种纹饰来自日本。由于康熙元年实施长达22年的海禁（1662—1684年），西方各国都将瓷器贸易转向日本的九州，“伊万里”这一名称是日本九州的一个港口名字。伊万里风格多为釉下青花和釉上五彩或粉彩结合的一种不对称的图案样式，也有很多矾红加金的釉上彩，特点比较鲜明。
　　有一种花卉图案被叫做“烟叶瓷”。其实和烟叶没有太大关系，这种纹饰中有一些大叶子，有点像烟叶，但主要的部分都是画着一种叫“西番莲”的花卉。有些图案组合上加上了孔雀和其他的一些花卉组合。
　　著名的蓬皮杜夫人瓷非常优美。据说该图案来自法国路易十五的情妇蓬皮杜夫人，她也是法国洛可可绘画风格的代表人物布歇的学生。她设计了一种美丽的花纹，加上一些水草和金鱼的组合，大多用在纺织品上。在外销瓷中，蓬皮杜夫人纹样数量比较少。
　　由于文化的差异和外销瓷涵盖的内容丰富，外销瓷的纹样非常复杂而且多变，对于十七、十八世纪景德镇的艺人来说，它不仅要画一些自己不熟悉的西方立体光影的画面，还要把中国传统的纹样画得色彩富丽斑斓。丰富而精美的外销瓷，承载着中西方文化融合的结晶，又体现了中国古代艺术家高超的技艺，同时又是中西方文化与历史的见证，其中承载的文化内涵与价值是其他任何一种文化载体都无法相比的。

　　纹章瓷是外销瓷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其中私人贸易订单瓷大部分是纹章瓷。
　　纹章是专属于个人、家庭和团体的标志，欧洲中世纪起就有了纹章体系。最早是在战场上，人们从头到脚都被头盔和甲胄遮盖着，骑士们只有从盾牌的图案上来识别敌友，盾牌的图案就是纹章。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有成千上万个领军和团体加入东征的队伍，要识别这些不同团体，纹章起了很大作用，由此纹章就从识别的作用走向成为代表家族、个人及团体的一个符号象征。
　　家族的纹章只有长子能够完整继承，因此每一个完整的家庭纹章出现时，就证明此人是家中的长子。而每经过一次婚姻，都要由女方的家族纹章和男方的个人身份、地位（主要从头盔中识别）及家族纹章三个方面组合成一个新的纹章。如果找到他们结婚的时间，就能由此给纹章瓷断代，一般时间准确，误差不超过两三年。
　　纹章的色彩为两类，一类是金属色，包括金、银两色；一类是普通色彩，主要是蓝、红、黑、绿、黄和紫色，紫色用得不多，金、银、白是通用的。为了鲜明而强烈，易于识别，相近色不可以放在一起，比如黄色不和绿色放在一起，金色和银色不放在一起，红色和紫色不放在一起，等等。大部分纹章瓷采用动物为主体的图案，以动物为纹章图案的占整个纹章的三分之一。动物中老鹰、狮子用得最多，老鹰大多都展开双翅，狮子一般是侧面站立。各类动物都有它的象征含义，比如狮子象征勇气、高贵和雄壮，是王者的象征；老鹰勇敢智慧，熊和狼勇猛顽强，等等。
　　18世纪在中国大量订制的纹章瓷，给西方的纹章学留下了一份宝贵而丰富的色彩纹章资料。在整个清朝200多年中，大约有6000个纹章瓷的订单，其中英美最多，有纹章瓷订单4000—5000个，荷兰有400—600个，法国有280个，西班牙有75个，瑞典有400多个，葡萄牙有250多个，时间从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到19、20世纪。可以说，中国的纹章瓷给欧洲纹章记录提供了一个特别的机会和载体，而纹章又给中国的瓷器贸易提供了一个反映社会文化、贸易变化的记录，以及中国瓷器在各个不同时期的风格特征的断代依据。

　　和中国瓷器绘画中有许多历史、文学故事一样，西方在中国订制的瓷器也画有西方的历史和文学、宗教故事。
　　在欧洲的历史中，有许多当时的历史事件被留在了瓷器上，比如说2010年在纽约佳士得拍卖的一件九寸的盘子，最后售价为.4.5万美元。这么小的盘子拍到如此高的价格，是因为这个盘子记载了一件英国当年的事件。自从1640年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之后，英国的党派争端就没有停止过，一股称为“詹姆士党人”的保皇势力和辉格党人的斗争。1743年有四个詹姆士党人被处死，并有英国人喜欢的风笛手和他的士兵同伴被流放到了美国的乔治亚州，精明的商人立刻把这个事件画在了盘子上。这个盘子的断代为1745年。之所以是事件之后的两到三年，是因为来中国贸易一趟需要三年。由于这个著名事件，使得这个盘子的售价特别昂贵。
　　在西方来中国的订单中，有许多的宗教故事题材，其中基督教故事的外销瓷非常受欢迎，在外销瓷的人物绘画中售价比较高，有耶稣诞生之前的旧约故事，如“雅阁娶妻”等，也有“耶稣诞生”、“逃亡埃及”、“耶稣受洗”以及“耶稣受难”等。更有趣的是，为了在中国传教，外销瓷中的宗教人物都被画成了中国人模样，较为典型的是抱着耶稣的圣母玛利亚和送子观音几乎没有多大区别。
　　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中，有一些来自古希腊罗马的传说。这些神话故事也被大量地画在外销瓷中，其中著名的如同“巴黎审判”，从1740年左右开始，一直到将近1760年都还有在中国绘制。我们从不同的题材的画工及色彩上，能看出这个样式的前后绘制时间，一般来讲是前面的画得比较好。还有一些画西方文学题材的，如“伊索寓言”和“唐吉诃德”。
　　还有许多的中国宗教故事在西方很受欢迎，最典型的是八仙故事。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一直到清朝晚期，在外销瓷中都有描绘八仙的题材。康熙以前八仙的故事大多用青花绘制，画面多为一些具体的如“八仙朝拜老子”、“铁拐李的故事”以及“汉钟离的传说”。到了18世纪中早期，有些外销瓷的边饰上运用了“八仙过海”的图案，十分漂亮。而到了19世纪，八仙的故事多作为独立画面出现，但画工比较粗糙。
　　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学故事，也被大量地运用在外销瓷中，在明代晚期和清代初期，俗称过渡期的瓷器上，被大量地画上如《后汉书》、《史记》等等历史故事。到了清代，尤其是康熙晚年以后，画西厢故事的比较多，《西厢记》故事似乎是有了“特赦”，在男女不能自由恋爱的年代，《西厢》故事一路绿灯，前后被热捧了近三百年。有一个外销瓷中的盘子，西方各个拍卖图录上都标注为“西厢记”，但经学者研究，却是“张敞画眉”。《西厢记》中的每一个章节故事在外销瓷中都有描绘，其中“张生爬墙”的故事在每一个时期的外销瓷中几乎都有画到。同一个故事画面，烙上了不同时代的瓷画特征。

　　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为了贸易的需要，请专家设计了一些纹样来中国订做。有的纹样设计是为了促进茶叶的销售，如英国东印度公司专门设计了一套饮茶图案的瓷器纹样。这个设计在欧洲卖得很好，同时又促进了茶叶的销售量。有一些专门的西方器型，如杜松子酒瓶和西餐具里面的一些特殊器型都是从西方来的。这些器型在中国是没有人使用的。在一套西餐具中，大型汤钵只有一两件，精美的汤钵拍卖价特别高。
　　有一些著名的西方设计的纹样，专门有不同的收藏群体，如前面提到过的烟叶瓷和蓬皮杜夫人瓷。还有一些名家的设计，如设计洋伞系列的普龙克教授（Cornelis Pronk，1691—1759）。东印度公司找到此人，请他设计一些受欧洲人喜爱的纹样。现存的一些资料表明，有一部分设计确定出自于他之手。公司一般要求设计保证产品的质量。也许是因为名家设计要求太高，这一类的设计成本都比较贵，因而不太好卖。在1741年，东印度公司经过访问许多中国经销商，发现报价太高，他们不能接受，所以终止了与普龙克教授的合作。但是，这些设计最迟到1770年还有绘制。
　　外销瓷中的欧洲设计非常多，较为明显的还有一些纹饰。尤其是边饰，它们来自于欧洲各个产瓷区，也有的边饰来自于私人家庭的订购。有许多的精美边饰都是以产瓷区的名称来命名的，比如说“代尔夫特”纹饰，就是以荷兰的产瓷区荷兰南部一个叫做代尔夫特城市的名字命名。18世纪晚期，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名叫菲茨（Fitz Hugh）的官员设计了一组精美的纹饰，由四组花卉和中国的吉祥纹样组合，成为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期流行于英美的主要纹饰，并被嘉庆官窑采用。
　　在外销瓷中，有许多中国人看来较为奇怪的设计，如有一种一个盘子缺了一边口的设计（图），一般无法猜到它是做什么用的。通过这张图我们看到，原来是欧洲人用来剃胡子和剪头用的。
　　在18世纪，许多中外纹样都混合在一起使用，有些纹样边饰是西方的，里面的图案是中国的；有些纹样把中国的纹饰和西方的纹饰结合得非常之好，如这个八仙过海的边饰和鸳鸯荷花，中国的内容和西方图案的画法组合得天衣无缝，十分优美。中西方的不同艺术风格在外销瓷中得到很好的融合。

　　花卉是大自然的美丽恩赐，没有谁不喜欢鲜艳娇美的花朵。中国绘画中就有“花鸟画”这样一个独立的画种，专门描绘鲜花的美艳和生灵的百态，并赋予了精神内涵，如菊花的坚贞，竹子的气节，兰花的清雅，梅花的高洁，松鹤的长寿，牡丹的高贵。
　　外销瓷中的花卉，牡丹画得最多，其次是菊花、莲花、竹子、梅花等，常和小鸟，动物、山石、栏桥相结合，洞石大多画成“八”字形。画有鸟的花卉瓷器，花枝一般采用折枝造型，以便能停着小鸟。动物也多有象征含义，如仙鹤（长寿）、鸳鸯（爱情）、喜鹊（喜讯）、蝙蝠（幸福）、金鱼（金有余）等。组合一下意义就更丰富了，如两个鹌鹑放在一起，叫“双鹌”，放在门口表示“出入平安”。动物和花卉的组合，用其“谐音”的含义，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愿望，也使人们得到了精神的慰藉。
　　在外销瓷中，花卉画得尤为精美。西方人也许不是很懂花卉中的象征内涵，但是优美的花卉是人人喜爱。青花瓷由于色彩单纯，不易表现绚丽的色彩，平涂的五彩虽然有各种鲜艳的颜色，但因为没有层次的变化，五彩瓷的花卉纹饰大多是小花和碎花，因此康熙五彩最美丽的花卉纹饰是五彩花篮图案，十分精美。粉彩就不一样了，粉彩不仅有丰富艳丽的颜色，而且可以画出深浅的渲染，尤其是红色，特别娇艳，所以雍正粉彩花卉是整个花卉纹饰中最为精美的。
　　在康熙青花以及五彩中，锦鸡、孔雀以及凤鸟都不多，比较多的是一些雀鸟和河鸭，它们的造型大多来自画家们的绘画作品。如新罗山人画的两只相对而鸣的雀鸟造型，就经常出现在瓷盘上。雍正粉彩的出现，使得艺术家们开始画美丽的公鸡、锦鸡、孔雀和凤鸟，并多与花卉组合在一起。雍正以后，尤其是乾隆中晚期后，花鸟画就变得比较粗糙，许多艳丽色彩的配方似乎也失传了，雍正时期的一些颜色在18世纪晚期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18世纪英国人对中国的园林特别感兴趣，他们建造了许多中国式的庭院。这种庭院是依据外销瓷中的中国山水楼阁的纹饰来建造的，庭院中有亭台楼阁、宝塔石桥和湖面。在中国的外销瓷园林建造纹样上面，一般亭台楼阁被放在右下方或左下方，远处有延绵伸展的山脉，水里有舟，天空有飞鸟，这就是中国人理想的人间仙境般的居住环境，其分布的结构犹如杭州西湖。这种样式从雍正晚期开始，有的在亭台楼阁的前面加上一棵很大的柳树。由于该柳树在画面的中心位置，所以也被称为“柳树样式”。到了乾隆中期，随着粉彩部分多转移到广州彩绘，而这种人间仙境的青花纹样则开始大量地运用在成套餐具上，由景德镇绘制。直到19世纪初，销售量十分巨大，因为仓库设在南京，也被称为“南京样式”。南京样式1780年以前的都画得不错，后期的要粗糙许多。
　　山水是中国绘画的传统题材，在明朝的中国文人士大夫很多都是杰出的画家，如官至礼部尚书的大画家董其昌、文采出众的崇祯朝榜眼吴梅村，山水都画得不错。自然这种文人士大夫的画法都会影响到瓷器上，外销瓷中的山水画在“过渡期”和康熙年间都比较多。无论是青花还是五彩，画法受邻近景德镇的新安画派的影响，尤其是五彩山水。雍正时期，山水画得不多，但在山水画中的树木画得比较多，尤其是柳树和梅花树。柳树样式最早出自雍正朝。
　　在外销瓷中，也有西方的建筑设计。欧洲人把自己的住宅画在瓷器上，比如说著名的伯利别墅，就是英国女王的财务秘书John Cecil的住宅。后来又在这个别墅的造型基础之上，发展出了一种西方建筑样式。

　　清朝的外销瓷中，有不少的花鸟动物雕塑，如各种鹦鹉的造型，还有鸭子、狮子、狗等等，有很大一部分瓷雕是福建德化瓷厂制作。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宗教类型的雕塑，比如圣母玛利亚和耶稣的雕塑。还有一些是儿童的雕塑。更多的是和实用的器型结合在一起的，或把动物做为实用器型，如用牛头做成汤盆，把鱼的造型做成实用的容器等等。在花瓶和茶壶等实用器型上的盖钮、把手和嘴部等都做成动物的造型。也有一些是动物的形状和实用的器皿结合在一起的设计，如把狮子和茶壶结合在一起的素三彩瓷雕。
　　有一部分中国题材的雕塑外销到西方市场，被精明的商人改造得和中国传统造型完全不一样，如八仙的八个人被做得色泽华丽，倒像盛装的模特，而不像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人。中国人收藏瓷雕的不多，但西方人特别喜欢瓷器雕塑的收藏。对于这一方面来说，每一种瓷器雕塑的造型制作的数量都比较有限，尤其是不是注浆成型的雕塑，其数量就更加稀少了。